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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从图2–4看到,1950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090亿美元,1970年为2890亿美元,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长了1.86倍,20世纪60年代则仅增加了0.38倍。但是,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体系,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比如,1500~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1600~1700年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加上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也就是说,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从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Luis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重新放到19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不能满足: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输,也没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年的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或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从来没有禁止民间投资进入加油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1998年,由社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关闭,让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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