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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然而,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先前都曾经利用雇佣军扩张自己的版图,而这种军队的将领们并没有自立为王,却保卫了他们,这又怎么理解呢?我回答说,在这种场合佛罗伦萨人是托福于侥幸的,因为在那些本来可能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能干的将领当中,有些人没有打胜仗,有些人遇到了对立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野心用于别的地方了。没有克敌取胜的那一个人就是焦万尼·奥库特[8],因为他没有打胜仗,他的忠义就不能够获得证明。但是任何人都承认:假如他得胜了,佛罗伦萨人就得由他主宰了,而斯福尔扎则是始终同布拉奇奥家族[9]对立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再说,弗朗切斯科则把他的野心转到伦巴第去了。而布拉奇奥则反对教廷和那波利王国。然而,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吧。佛罗伦萨人委派了保罗。维泰利担任他们的将领。这是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人。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在军队中早获得极大的名声。如果这个人攻占了皮萨,佛罗伦萨人当然要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因为如果他一旦变成他们的敌人的战士,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雇佣他,他们就必须服从他。欧洲杯网站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

欧洲杯网站[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7],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1]。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17]富尔利夫人(MadonnadiFurli)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SignoradiFurli)卡德林娜·斯福尔扎(CaterinaSforza,1463—1509)。欧洲杯网站[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

洛克伦斯居民曾经遭受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西奇比奥既没有替他们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性情和易使然。因此,在元老院里想替他辩解的人就说,许多人懂得怎样不犯错误,比懂得怎样矫正别人的错误来得清楚。如果西奇比奥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1]主权者(potentati)或译“当权者”、“统治者”等等。此处指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利、锡耶纳等国的主权者。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

[2]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关于古代使用雇佣军的事情,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在埃帕米农达[3]死后,底比斯就请马其顿的菲利普[4]当他们军队的将领;胜利后,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剥夺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5]讨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6]战胜敌人之后,斯福尔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米兰人。斯福尔扎的父亲,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7]底下从军,后来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为着挽救她的王国,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6]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7];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6]——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大流士死了[4],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他们本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引起骚乱,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欧洲杯网站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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