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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可是人们会问我: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1],——不仅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2],向来都轻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忆一下并不是多余的。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哪些彩票平台是正规官网[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哪些彩票平台是正规官网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马其顿的菲利普[2],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哪些彩票平台是正规官网[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

[15]查理八世,法国国王(1470—1498),1494—1496年曾侵入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波利,后被逐。[23]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Borgia,1431—1503),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sandro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权日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Romagna)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自己的国家。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4]汉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2]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

[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哪些彩票平台是正规官网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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